Ｎ李辉

　　“现在卖瓶装气赚翻了！批发价一直降，零售企业磨蹭好久还不肯把价格真正降下来。”从业人士报料说，前段时间广州瓶装气成本最低降到每瓶60元，但零售企业一直没把价格彻底降下来，一瓶气狂赚39元。（近日《信息时报》）

　　“一瓶煤气赚39元”给广州市主管部门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既然企业涨价时你能够给它一张批文，那么何时降价，你就不能只依靠企业凭良心办事了。

　　或许在主管部门看来，这是很困难的事，因为不知道怎样才能合法合理要求企业降价。很多看似很难的问题，其实又非常简单———企业涨价不是要经过申请甚至开听证会吗？比如，燃气批发价从4000元/吨涨至4500元/吨，企业申请涨价，那么，主管部门引入这样一个条款即可：当燃气批发价跌回4000元/吨时，企业零售价格必须跌回申请涨价前的原价。

　　企业因某因素申请涨价，当这个因素消失后，价格回归原来水平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唯一的难度在于：主管部门能不能不把屁股坐偏，在企业与百姓之间做到公平公正。

　 “一瓶煤气赚39元”不是小问题，它的背后是百姓利益被漠视、缺乏利益纠偏机制这一现实。